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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就在这一年的除夕夜，央视春晚现场直播的镜头前，一个穿着笔挺中山装、模样朴实的香港年轻人，用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打破了这份文化隔阂，也惊艳了亿万华夏儿女。他叫张明敏，一个彼时在香港无人问津的业余歌手。那一夜，他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，名字家喻户晓；可没人能预料，这份一夜成名的辉煌之后，等待他的，是长达十四年的沉寂与坚守。

　　有人说他傻，为了一首爱国歌、一场春晚演出，赌上自己的前途；有人赞他勇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敢于唱出香港同胞的赤子之心；也有人不解，为何一首感动中国的歌，会让他沦为被行业边缘化的对象。翻开张明敏的人生轨迹，那些藏在光环与低谷背后的坚守与热爱，远比争议更动人。本文将还原他从九龙城寨的业余歌手，到春晚明星，再到坚守初心的爱国者的完整历程，补充时代背景、细化人物细节、解读多元舆论，再现那段跨越十四载的赤诚之路。

　　1956年，张明敏出生在香港九龙城寨附近——这片区域拥挤杂乱，是底层劳动者的聚集地，彼时的香港贫富差距悬殊，大多数底层民众挣扎在温饱线上，追求音乐梦想对他们而言，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　　张明敏的家庭，便是这底层群体中的一员。父母都是普通劳动者，收入微薄，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，根本没有条件送他去专业的音乐院校学习。但热爱唱歌的种子，从小就在他心里生根发芽：小时候，他常常蹲在街边，围着收音机听流行歌曲，跟着旋律哼唱，哪怕普通话发音蹩脚，哪怕没有伴奏，也唱得格外投入；学校举办文艺活动，他总是最积极的参与者，站在简陋的舞台上，哪怕台下只有几十人，也会拼尽全力唱完每一首歌，眉眼间的青涩里，藏着对唱歌的纯粹热爱。

　　中学毕业后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张明敏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，早早踏入社会打工谋生。他在电子厂做过装配工，每天重复着枯燥的流水线工作，手指被零件磨得通红；在商场当过售货员，笑脸相迎每一位顾客，忍受着莫名的刁难；后来，他终于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——香港九龙一家制药厂的化验员，每天和试剂、仪器打交道，收入不高，但足够养活自己，也能偶尔补贴家用。

　　唱歌，始终是他枯燥生活中唯一的光。下班后，褪去一身疲惫，他会独自一人在出租屋里练歌，对着镜子纠正发音，反复打磨唱腔，哪怕练到嗓子沙哑，也乐此不疲；闲暇时，他会去参加各类业余歌唱比赛，不为名利，只为能有一个舞台，唱出自己的心声。彼时的他，站在舞台上，双手总会不自觉地握紧，眼神里藏着一丝紧张，却又透着不容动摇的执着。

　　1979年，香港举办全港工人演唱赛，工厂里的工友们得知后，纷纷怂恿他报名试试。“你唱得这么好，不去试试太可惜了！”在工友们的鼓励下，张明敏心动了，他借来一身不合身的西装，仔细整理好衣领，忐忑地登上了比赛舞台。

　　他选了一首当时流行的国语老歌，开口的瞬间，略带沙哑却无比真诚的嗓音，瞬间吸引了台下评委的注意。唱到动情处，他微微闭上眼睛，完全沉浸在旋律里，早已忘记了紧张，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投入的神情。比赛结束后，当主持人宣布他获得冠军、奖品是一台电风扇时，他愣了几秒，才反应过来，脸上露出了羞涩又激动的笑容，双手接过奖品时，指尖还在微微颤抖。

　　消息传回工厂，工友们争相为他庆祝，起哄让他请客。张明敏用奖金买了些汽水和点心，分给大家，心里满是欢喜，却也始终保持清醒——他觉得，这只是运气好，自己不过是个热爱唱歌的业余歌手，根本没想过要踏入乐坛。

　　可命运的齿轮，早已在他站上舞台的那一刻，悄然转动。几周后，另一场全港业余歌手大赛启动，此前认识他的评委，特意托人带话，鼓励他再次参赛。这场比赛规模更大，参赛者有几百人，大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歌手，张明敏犹豫了：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还要挤时间练歌，精力根本不够；而且他只会唱一些老歌，没有专业的唱腔，很难脱颖而出。

　　母亲看出了他的纠结，握着他的手，语气温和却坚定：“喜欢就去唱，输赢不重要，对得起自己的心就好。”母亲的话，给了张明敏勇气。这一次，他放下了心理负担，选了一首节奏较快的歌曲，登台时，他挺直腰板，眼神坚定，发挥得比上一次更好，歌声里多了几分从容与自信。

　　当主持人念出“冠军——张明敏”时，他再次愣住了，眼眶微微泛红，走到台前接过奖杯，声音有些哽咽。这次的奖品，是一笔相当于他两个月工资的现金，也是他人生中第一笔靠唱歌赚到的“巨款”。

　　连续两次夺冠，让张明敏在香港业余歌唱圈小有名气，有唱片公司主动找上门来，与他签订了短期合约。公司为他录制了几首粤语歌，可惜彼时的香港乐坛，粤语歌竞争激烈，加上他没有专业背景，歌曲销量平平，并未引起太大反响。

　　彼时的香港乐坛，国语歌曲市场极度狭小，大多数歌手都专注于唱粤语歌，偶尔翻唱日语、英语歌曲，很少有人愿意唱国语歌，更别提爱国题材的国语歌。但张明敏却格外偏爱国语老歌，他利用业余时间，在夜校学习普通话，一点点纠正发音，哪怕练到嗓子沙哑，也从未放弃——他觉得，国语歌里，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归属感，藏着对祖国故土的眷恋。

　　关于他的坚持，彼时香港的业余歌唱圈就有不少争议：有人觉得他“不合时宜”，放着热门的粤语歌不唱，偏要钻国语歌的“死胡同”；也有人觉得他“自不量力”，没有专业背景，还想在国语歌领域闯出一片天；还有人表示理解，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爱，无关名利，值得尊重。而张明敏，从未被这些声音影响，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喜好，默默练歌，等待着一个能唱出心声的机会。

　　1982年，内地与香港的交流日益增多，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开始关注祖国，思念故土，但彼时的香港乐坛，依然以粤语歌、外文歌为主，爱国题材的国语歌，因为受众有限、传唱风险高，始终无人问津。

　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张明敏接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电话——电话那头的人，自称是黄霑的朋友，说黄霑先生写了一首新歌，想找他试唱。黄霑，彼时香港乐坛的“词坛圣手”，写过《沧海一声笑》《上海滩》等无数经典歌曲，在乐坛地位极高，能得到他的青睐，是无数歌手梦寐以求的机会。

　　接到电话的张明敏，既惊喜又忐忑，他不敢相信，这样一位大咖，会找自己这样一个业余歌手试唱。他匆匆收拾好东西，赶往两人约定的茶餐厅，一路上，他反复深呼吸，平复自己紧张的心情，手心都冒出了汗。

　　茶餐厅里，黄霑穿着简单的休闲装，没有丝毫大音乐家的架子，见到张明敏，热情地起身打招呼，点了一壶普洱，缓缓拿出几张手写的乐谱，推到他面前：“你先看看歌词，听听旋律，看看能不能唱。”

　　张明敏双手接过乐谱，目光落在标题上——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四个简单的字，却瞬间触动了他。他缓缓往下读：“河山只在我梦萦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，我的中国心……”读着读着，他的呼吸微微急促，眼眶渐渐发热，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生前说起内地老家时的模样，说起长江、黄河、长城时，眼睛里的光芒，那是对故土最深的眷恋。

　　黄霑坐在对面，静静喝着茶，目光温和地观察着他的反应。等张明敏抬起头，眼里还带着未褪去的湿润，黄霑才缓缓开口：“这首歌，我找过几个专业歌手，他们都不愿意唱。”

　　“怕影响发展。”黄霑说得直白，没有丝毫掩饰，“现在香港的乐坛环境你也清楚，国语歌受众少，更何况是这种承载家国情怀的歌，唱了容易被边缘化，会影响他们的唱片销量和演出机会。我听你唱过国语歌，你的声音里，有一种很多专业歌手都没有的真诚，那种对祖国的眷恋，不是装出来的，所以我想找你试试。”

　　张明敏再次低头，看着歌词里的每一句话，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，烙上中国印”，这句话，仿佛唱到了他的心底。他想起自己从小听到的关于祖国的故事，想起父亲的教诲：“不管人在哪里，根不能忘，我们是中国人。”

　　没有丝毫犹豫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坚定地看着黄霑：“我想唱这首歌，不管会有什么后果，我都想唱。”

　　黄霑看着他，眼里闪过一丝赞许，轻轻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有勇气。记住，不用刻意追求技巧，不用炫技，就像平时说话那样，把你心里的想法，把你对祖国的眷恋，都唱出来就好。”

　　录制歌曲的地方，是一个简陋的小录音棚，设备陈旧，空间狭小，连空调都没有。七月的香港，闷热难耐，张明敏穿着简单的T恤，一遍又一遍地试唱，每唱一遍，都投入全部的情感。一开始，他总觉得自己唱得不够好，刻意纠结发音和技巧，反而少了那份最本真的真诚。

　　“放松一点。”黄霑在控制室里，通过话筒轻声提醒他，“闭上眼睛，想想你的父亲，想想你心中的祖国，把这首歌，唱给你的父亲听，唱给每一个眷恋故土的中国人听。”

　　张明敏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面容，浮现出长江黄河的壮阔，浮现出自己对祖国的无限眷恋。音乐再次响起，他缓缓开口，第一句唱出来，嗓音不算嘹亮，却带着一种直抵人心的真诚，没有华丽的技巧，没有炫技的高音，只有最纯粹的情感，流淌在每一个音符里。

　　录制完成时，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张明敏的嗓子，因为反复试唱，变得沙哑，额头上布满了汗水，衣服也被汗水浸湿了。黄霑走进录音棚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眼里满是赞许：“很好，非常好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，这才是《我的中国心》该有的样子。”

　　歌曲发行后，在香港的反响十分平淡——电台很少播放，唱片销量寥寥无几，甚至有部分媒体，刻意回避这首歌，仿佛它从未存在过。彼时的香港，大多数人沉迷于粤语歌、外文歌的狂欢，对这首爱国题材的国语歌，要么视而不见，要么刻意疏远。

　　但转机，往往藏在不经意间。一些从内地来香港谋生、探亲的人，偶然听到这首歌后，瞬间红了眼眶，纷纷跑到唱片行，争相购买唱片，他们说：“听着这首歌，就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祖国，心里暖暖的。”这些人的认可，给了张明敏莫大的安慰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——哪怕没人认可，哪怕遭到边缘化，他也不后悔唱这首歌。

　　1983年底，距离1984年春晚还有一个多月，央视春晚导演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挑选节目。彼时的春晚，已经成为亿万中国家庭除夕夜的必备“盛宴”，是全国关注度最高的文艺节目，导演组希望，能挑选一些有新意、有温度，能凝聚民族情感的节目，打破港陆文化隔阂，而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恰好走进了他们的视野。

　　当央视的长途电话，打到张明敏手中，邀请他前往北京，参加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时，张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——春晚是什么概念？那是全国几亿人同时观看的节目，怎么可能邀请他一个香港的业余歌手？他反复确认电话的真实性，直到对方报出导演组的名字，拿出详细的邀请方案，他才敢相信，自己真的得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　　挂掉电话后，张明敏一夜没睡，内心既激动又纠结。他打电话给黄霑，说出了自己的顾虑，黄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个能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机会，也是个能让更多人读懂香港同胞心声的机会，但你要想好，去了北京，唱了这首歌，回到香港，你可能会被乐坛彻底边缘化，甚至连工作都保不住。”

　　张明敏又去问母亲。母亲已经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她听儿子说完，慢慢地说：“你爸爸生前常说，做人要对得起良心，要记住自己的根。你喜欢唱歌，这首歌又藏着你的心意，你自己决定，妈都支持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妈都陪着你。”

　　母亲的话，彻底打消了张明敏的顾虑。他下定决心，奔赴北京，哪怕赌上自己的前途，也要把这首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唱给亿万华夏儿女听。决定去北京的那天，他去厂里请假，主管听说他要去央视参加春晚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满脸不可思议：“你？上春晚？”确认不是开玩笑后，主管批了假，但还是忍不住提醒他：“想清楚啊，回来可能工作都没了。”

　　从香港到北京，要先坐火车到广州，再转车北上。那是张明敏第一次去内地，一路上，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翠绿渐变成北方的枯黄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，既有对陌生环境的忐忑，也有对祖国大地的向往，他忍不住拿出歌词本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，生怕上台后出错。

　　到北京是十二月底，天气很冷，零下十几度，张明敏只带了几件薄外套，接站的工作人员看他冻得瑟瑟发抖，赶紧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给他披上，语气亲切地说：“张老师，北京冬天冷，别冻着了，我们先去招待所休息，明天再去彩排。”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，让张明敏心里一热，瞬间打消了对陌生环境的不安。

　　春晚彩排在央视的老演播厅进行，导演黄一鹤是个严肃的中年人，但对张明敏很客气，知道他是香港来的，特意照顾他的饮食和作息。第一次彩排，张明敏站在台上，看着下面空荡荡的观众席，手心里全是汗，双腿也有些发抖，紧张得差点忘词。

　　音乐响起，他强压下内心的紧张，缓缓开口，唱完了整首歌。唱完后，台下几个导演组成员鼓起掌来，黄一鹤走上台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温和地说：“感情很真挚，这是最难得的，但有些普通话发音可以再调整一下，尽量让全国观众都能听清、听懂。”

　　那几天，张明敏住在央视的招待所里，每天除了彩排，就是跟着语言老师练普通话发音。“萦”字他总念不准，练了几百遍，直到发音标准；“身”和“心”的平舌翘舌也常搞混，他就对着镜子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口型，哪怕练到嗓子发麻，也不肯休息。

　　有一次练到半夜，他站在房间窗前，看着北京寂静的街道，看着远处的灯火，忽然想起黄霑问他的话：“你想清楚了吗？”他看着手中的歌词本，坚定地点了点头——他想清楚了，为了这首歌唱出心声，为了这份家国情怀，一切都值得。

　　除夕当晚，演播厅里坐满了观众，人声鼎沸，喜气洋洋。后台挤满了演员，有说相声的，有演小品的，有跳舞的，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准备着。张明敏坐在角落，手里紧紧握着歌词本，虽然歌词早就背熟了，但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，手心依旧冒着汗，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

　　当主持人报幕：“接下来，有请香港歌手张明敏，为我们带来《我的中国心》”时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中山装，挺直腰板，一步步走上舞台。灯光打在他身上，温暖而明亮，他看见台下黑压压的观众，看见正前方的摄像机，忽然就不紧张了——他知道，这一刻，他不是为了自己唱歌，是为了每一个眷恋故土的中国人唱歌。

　　1984年除夕夜，《我的中国心》在春晚舞台上唱响，前奏响起的瞬间，演播厅里渐渐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聚焦在舞台中央那个穿着中山装的香港年轻人身上。“河山只在我梦萦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”，第一句唱出来，嗓音不算特别嘹亮，却有种直抵人心的诚恳，镜头推近，能清晰地看到他眼角微微泛着光，眼神里满是真挚。

　　唱到“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，我的中国心”时，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些，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，语气里满是坚定，仿佛在诉说着自己心底最深处的执念。台下，有观众悄悄抬手擦眼睛，导播间里，工作人员也都安静下来，沉浸在这份真挚的情感里。

　　四分多钟的演唱，张明敏站得笔直，没有华丽的动作，没有炫技的高音，只是用最质朴的方式，把一首歌完完整整地唱完了。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他深深鞠躬，演播厅里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，台下有观众大声喊着“再来一首”，这份热情，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

　　那一夜，无数中国家庭记住了张明敏的名字，记住了《我的中国心》这首歌。大年初一早上，张明敏还在招待所睡觉，就被敲门声吵醒，工作人员激动地说：“火了！张老师，你火了！”央视接到了无数观众来电，询问哪里能买到《我的中国心》的唱片，报纸开始报道这个香港歌手的演出，用“感动亿万观众”来形容他的表演。

　　原本计划在北京待三天就回香港的张明敏，被安排多留了一周。他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，参加了几个文艺单位的座谈会，所到之处，人们都对他非常热情，称呼他“张老师”“张先生”，有人拿着歌词本找他签名，有人拉着他的手，诉说着自己对祖国的眷恋，这份认可，让张明敏心里充满了温暖。

　　离开北京前，央视工作人员交给他一个袋子，里面是满满一袋子观众来信。信太多了，只能先装一部分，张明敏在火车上，一封一封地翻看，有的信字迹工整，有的歪歪扭扭，有的还夹着照片，信的内容大同小异，都是感谢他唱了这首歌，说听着流泪，说想起了家乡，说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家国情怀。看着这些信，张明敏的眼眶一次次湿润，他更加坚信，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

　　可他没想到，回到香港后，等待他的，是截然不同的境遇。他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，发现一切如常，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记者围堵，香港媒体对他在春晚的演出，更是只字未提，仿佛那件事从未发生过。

　　他照常回药厂上班，同事见到他，开玩笑说“大明星回来了”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变化，是慢慢出现的。先是唱片公司打来电话，委婉地表示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签，理由是“国语歌市场低迷，合作难以继续”；接着是之前联系过的演出机构，纷纷找借口推脱，说暂时没有适合他的场次；电台里，他以前录制的歌曲，播放次数越来越少，最后完全消失，仿佛他从未在乐坛出现过。

　　有一次，张明敏去参加一个业余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——这是他之前常做的兼职，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，也能赚点零花钱。可主办方见到他，面露难色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张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次不太方便邀请你了，我们有其他的安排。”张明敏心里清楚，这只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，是他唱了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参加了央视春晚，被乐坛边缘化了。

　　最直接的打击，来自他所在的药厂。三月底，主管找他谈话，说公司最近效益不好，需要裁员，而张明敏，就在裁员名单上。“我知道这不是真实原因。”张明敏后来回忆时说，“但我没有争辩，也没有抱怨，我知道，这是我选择唱《我的中国心》，选择去春晚演出，必须承担的后果。”

　　收拾东西离开药厂时，几个关系好的同事送他到门口，拍拍他的肩膀，什么都没说，眼里满是惋惜。失业后，张明敏试过找其他工作，可消息传得很快，雇主一听他的名字，就纷纷摇头拒绝，没有人愿意聘用他。那段时间，他靠积蓄生活，偶尔接些零工，勉强维持生计，母亲心疼他，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补贴家用，可他坚决不要，他不想让母亲为自己担心。

　　“最难的不是没钱，是那种被整个行业排斥的感觉。”多年后，张明敏接受采访时，谈及那段低谷岁月，依旧感慨万千，“你去茶餐厅吃饭，旁边桌的人看见你，会压低声音说话；走在街上，以前认识的人，会装作没看见；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，却仿佛成了‘异类’，那种孤独和无助，只有自己能懂。”

　　黄霑约他喝过一次茶，老先生看着他憔悴的模样，叹了口气，满心愧疚地说：“我当初该更坚决地劝你别唱，不该让你承受这些。”张明敏却摇了摇头，端起茶杯，轻轻喝了一口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“黄先生，我不后悔，能把《我的中国心》唱给更多人听，能唱出香港同胞的心声，就算承受这些，也值得。”

　　关于他的遭遇，彼时的舆论也呈现出多元的声音。内地观众得知他被边缘化的消息后，纷纷为他抱不平，有人写信给他，鼓励他坚持下去，有人表示，永远记得他的歌声，记得他带来的感动；香港本土，有人觉得他“咎由自取”，认为他不该去内地参加春晚，不该唱爱国题材的歌曲，破坏了香港乐坛的“规则”；也有部分香港同胞，理解他的选择，佩服他的勇气，觉得他唱出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声，不该被这样对待；乐坛人士则大多保持沉默，有人暗中同情他，却不敢公开支持，生怕被牵连，也有人觉得，他的选择，不符合当时香港乐坛的发展趋势，被边缘化是必然的。

　　即便遭遇如此大的打击，张明敏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热爱，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。1984年夏天，他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，信是一个文艺团体写来的，邀请他去参加一场慰问演出，报酬不高，但包食宿。他犹豫过，去内地演出，意味着会被香港乐坛进一步排斥，可不去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唱歌，再也没有机会唱出自己的心声。

　　最终，他还是去了。演出在上海一个工人文化宫举行，观众大多是工厂职工，当主持人报幕时说出他的名字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那种熟悉的热情，让张明敏瞬间红了眼眶。那是春晚之后，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唱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唱到一半时，他看见前排有观众在悄悄擦眼泪，唱完后，掌声持续了很久，有观众喊着“再来一首”，他加唱了一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台下观众跟着一起哼唱，场面十分动人。

　　那场演出后，来自内地的演出邀请渐渐多了起来，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成都……他开始了在内地的巡回演出，每一场，观众的反应都很热烈。有时候演出条件很艰苦，舞台简陋，音响不好，甚至没有化妆间，但他看到台下观众期待的眼神，就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每一首歌，都唱得格外认线年初，张明敏在报纸上看到北京亚运会筹备遇到资金困难的消息，那届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综合运动会，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期望。他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——举办义演，为亚运会募集捐款，哪怕自己能力有限，也要为祖国出一份力。

　　他算了自己的存款，这些年在内地演出有些积蓄，虽然不多，但还能维持生活。他在香港的房子是租的，没有房产，最值钱的，是母亲留下的一小套旧公寓，那是父亲生前买的，母亲一直舍不得卖。他打电话给母亲，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母亲没有丝毫犹豫，笑着说：“你爸要是知道这钱用在正途上，会高兴的，房子卖了没关系，只要你做得开心，妈就支持你。”

　　卖房子的钱，张明敏分成两部分，一小部分留给母亲养老，大部分投入到义演中。他换了辆二手面包车，载着音响设备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开始了密集的义演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……他沿着东南沿海城市一路唱过去，后来又走向内陆，四川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……路越走越远，条件越来越艰苦。

　　义演的票价定得很低，三毛到一块钱之间，有时候在正规剧场，有时候在学校礼堂，有时候就在工人文化宫的露天广场。最辛苦的一次，是在福建，连续三天，每天两场演出，场地不同，他要带着设备赶场，第三天下午那场，唱到一半时，他嗓子发不出声音，硬撑着唱完，到后台就咳出血丝，工作人员要送他去医院，他却摇摇头，喝了口水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晚上还有一场，不能让观众等。”

　　晚上演出前，他打了封闭针，上台时，嗓子是麻的，唱出的声音有些奇怪，但观众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有人看出他嗓子不舒服，递上温水，有人在台下喊着“张老师，辛苦了”。那场演出，收到了一百多元捐款，有个小学生，把自己的存钱罐都抱来了，倒出一堆硬币，仰着小脸说：“张老师，这是我的零花钱，给亚运会买篮球。”看着那个纯真的孩子，张明敏的眼眶再次湿润了。

　　到1990年春天，张明敏的义演，一共办了154场，总共募集到60万元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每一分，都来自五毛、一块的门票，来自现场观众的捐款，来自那个小学生的存钱罐，每一分，都藏着中国人的团结与热爱。亚运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，特意给了他一本纪念册，里面是154场演出的照片和票据存根，每一张，都记录着他的坚守与赤诚。

　　亚运会结束后，张明敏回到了香港，依旧过着平淡的生活，他开过小餐厅，做过服装店店员，不管做什么工作，他都勤勤恳恳，从未抱怨过。闲暇时，他还是会练歌，依旧喜欢唱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哪怕没有舞台，哪怕只有自己一个听众，他也会认线年，香港回归祖国，张明敏的生活，终于迎来了新生。这一年的七月，他接到了正式邀请，参加庆祝香港回归文艺晚会，再次登上舞台，唱响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当音乐响起，他举起话筒，开口唱出第一句时，台下成千上万人一起跟唱，声音震耳欲聋，那种民族团结的力量，让他热泪盈眶。

　　那场演出后，张明敏不再被边缘化，香港媒体开始报道他，称他“爱国歌手”，有唱片公司找来，要为他出版专辑，演出邀请也越来越多。但他没有立即恢复全职歌唱，而是把更多的时间，投入到公益事业和文化交流中，他发起音乐教育项目，资助香港基层家庭的孩子学习音乐；他组织港陆青年文化交流活动，促进两地青年相互了解、相互包容。

　　这些年，张明敏逐渐淡出了舞台中央，但他的歌声，从未停歇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他受邀参加火炬传递，成为香港段的火炬手之一；2019年，纪念改革开放的音乐会上，他坐在观众席里，看着年轻歌手唱响《我的中国心》，眼里满是欣慰；如今，年过花甲的他，依旧坚守着初心，偶尔登台唱歌，依旧会唱那首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歌声里，依旧是那份不变的赤诚与眷恋。

　　十四载沉寂，十四载坚守，张明敏用一生，诠释了什么是赤子之心，什么是家国情怀。他不是专业歌手，却用最真诚的歌声，唱出了亿万中国人的眷恋；他不是英雄，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鼓起勇气，唱出了香港同胞的心声；他遭遇过排斥与冷落，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初心，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
　　有人问他，这十四年的沉寂，后悔吗？他总是笑着说：“不后悔，能把《我的中国心》唱给更多人听，能为祖国出一份力，就算承受再多的苦难，也值得。”他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一首歌曲、一份坚守，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；他的歌声，没有华丽的技巧，却穿越岁月，依旧能直抵人心。

　　如今，《我的中国心》依旧在大街小巷传唱，张明敏的故事，也依旧被人们铭记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：坚守初心，方得始终；心怀家国，无畏前行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无论境遇如何改变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，那份藏在心底的赤诚与热爱，永远不会褪色。而张明敏，也用自己的一生，活成了一束光，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，也诠释了一个中国人，最纯粹、最坚定的家国信仰。